作者：王信川
“我在大陆，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，我讲的成功项目，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。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，根据合同亏了钱，我完全没有怨言，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。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，本钱也远没拿回来，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。为什么我说很成功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，新楼盖起来了，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这也是一种成功。”
——郑家纯
新世界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？卖百货、开酒店、建房屋、修机场甚至研发芯片，让人一时难以准确概括。难道郑家纯真的精通这么多行业？他是否整天疲于奔命？他是否完全放心将业务交给家族以外的人管理？钱对于郑家纯这种超级富豪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
奇怪的是，在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，这一连串问题通过各种渠道竟难以获得解答。事实上，媒体上关于郑家纯的报道很少，仅有的一些多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举止。某中央媒体一位资深记者甚至说，他驻港多年，见过一大群香港超级富豪，但就是无缘采访郑家纯。
2005年1月27日，在北京京广新世界饭店，郑家纯特地安排一下午的时间，接受了《经济》杂志的专访。尽管那是他的“地盘”，郑家纯却相当谦和。
一件黄褐色的桃花领毛衣，一条深色的休闲西裤，一双有些陈旧的皮鞋，郑家纯就像在家里一样。经他提议，采访也从一张大会议桌移到了客厅里松软的沙发上进行。
郑家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15名副主任之一。作为一名商人，他要不停地为新世界演算“投资与回报”，而另一方面，他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、建言献策。
每一次参加两会，郑家纯发言不算多，因为“不标准的普通话可能会词不达义”，但他都准备一摞书面发言稿，比如前几次提出的“提高政府系统的办事效率”等。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十届委员会三次会议，郑家纯说他已有所准备，至于提案，他声称“尚未考虑成熟，还不便透露”。
对于在内地的“亲情化”投资，郑家纯颇为赞同“有一颗中国心”的说法。
2004年2月，在《基本法》颁布14周年之际，郑家纯重温“一国两制”时还对媒体说，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提出的“港人治港”的前提应是“爱国爱港”，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。
颇有意思的是，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，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，因为“会感到头晕”，但他却又不定期地到各商场“微服私访”，查看货架摆放的稀疏程度、顾客的消费倾向以及售货员的服务质量等，当然，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之一。
今年59岁的郑家纯面色红润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一句“普通话讲得不好，请谅解”作为开场白，然后是“想知道我和新世界什么，就随便问吧”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就像拉家常一样。
迟七八年投资会更好
《经济》：从1980年投资广州中国大饭店开始，经你签订的内地项目数以百计，新世界也逐渐遍布全国，您是如何看待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的？
郑家纯：从介入广东的基建和房地产开始，新世界在内地有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20个省市，现在投进去的现金已经超过了500亿元，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。现在回头来看，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，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，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，可能会更好。
在10多前，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，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，投资缺乏保障，所以可以讲，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，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，我吃过不少亏，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。经过七八年的发展，内地的经济制度走上正轨了，现在虽然也不可以跟香港、以及欧美国家比较，但比以前好得多，也更加有保障了。我们的业务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，中国发展得好，我们也好，我们赚钱的前提是中国富强。
《经济》：这是否意味着，今后几年中新世界还会在内地大规模投资？
郑家纯：我当然会大规模投资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们以前投资的一些不好的项目在慢慢地解决问题了，投资好的项目在慢慢地回收了，加上这一轮宏观调控是有利的，排除了一些干扰经济发展的因素，所以我将来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加大，但也要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，它如果给我帮助和支持，我会继续大量投资的。
《经济》：您是否还预示着，新世界今后还会在投资领域上拓宽，并进入一些未曾踏足过的地区？
郑家纯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管理的问题，因为中国的地域实在太广阔了。在我已经有管理机构的地区，投资有一定把握了，我还会增加投资；同时我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我自己的管理体系，然后在这个地区投资。当然，在有我的管理人才或者办事处的地方继续加大投资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经营企业，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弄不好投资就浪费了。在内地有几个这样的例子，就是我自己管理不到。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，在内地的投资一定要看我自己是否管理得好，不然好的投资项目也会亏损的。
投资内地永不言悔
《经济》：新世界在内地投资这么多，你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些？
郑家纯：我觉得成功的项目有几个，基建方面的是珠江电厂、广州北环路改造等，房地产方面是北京崇文门的旧城改造。七八年前，我去崇文区，看见那里的住房破破烂烂，为什么不改造呢？一方面通过改造，建起新楼房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，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又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。在初期不太顺利，法规不太完善，我们也没有经验，投资的回报是很少的，我们慢慢地积累经验，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，现在崇文门的那些楼房盖起来了，卖得也不错，投资的回报也慢慢好起来了。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，是一个安居工程。安居工程本来是香港的概念，我们第一个引进内地，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资，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。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。
《经济》：你在内地最不快乐的事情，也就是失败的项目，能否说说？
郑家纯：都有好几个，发达地区也有，落后地区也有，就是因为太相信人了，被人家骗了。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，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。另外还有当地政府的原因，比如我跟这一任官员签订的协议，下一届政府可能又会增加一些条件，甚至完全变卦，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也很不相符了。
我在进入内地一些项目时，很多情况是无法知道的，所以吃亏的地方也很多。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，还有少量的在商讨，有的吃亏的项目拿回来了一部分，有的可能完全拿不回来，也有的可能全部拿回来。当然现在大问题是没有，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，我懂得怎样去规避风险，怎样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
《经济》：那您在内地的投资成功率又有多高？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成功的？
郑家纯：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，我讲的成功项目，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。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，根据合同亏了钱，我完全没有怨言，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。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，本钱也远没拿回来，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。为什么我说很成功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，新楼盖起来了，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这也是一种成功。我也觉得，过几年我一定会把这钱赚回来，我很有信心。
当然，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，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，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，可能没赚到钱，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，这可能更为重要。
在内地的投资，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，但我并不是今天签订的项目，明天赚钱就拿回香港，而是希望在内地再投资，回报当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