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家并非强悍的省级电视台，一档几近全盘复制既成创意的娱乐节目，一位看起来并不算美丽也并不显专业的年轻姑娘，却在2005年夏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，火爆触发了全中国人民自主自发的参与热情。茶余饭后，街谈巷议，全民造星，举国疯狂，大略从这一年开始，大家逐渐知道，原来这个东西叫“选秀”。
15万选手先后淘汰，2000万观众每周密切跟踪，决赛当天该人数甚至创纪录地达到4个亿，当晚发送短信条数超过800万，节目收视率突破10%，一举超越央视《新闻联播》，稳居全国同一时段所有电视活动第一名。
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蓝皮书——《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》勾勒的情况，在2005年超女节目中，以不同方式获得收益的各方，其直接总收益达7.66亿，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“倍乘”的经济规律，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可达几十亿。另外，比照品牌估价的一般方法，其品牌价值即便在2005年也已经达到了20亿。激进学者对此分析说，“超女象征的，正是市民社会及其民意的觉醒，它不仅代表了一种草根的平民倾向，而且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平等精神。”
大约无可否认的是，超女的娱乐实践在其逻辑的科学性之上，似乎同时具备历史的开创性意义，而湖南卫视借此模仿性创意，迅速催生了一个中国古来无有的赢利模式——选秀经济，而接下来陆续衍生的各类平民选秀，不论其内容与形式存在怎样的差别，总体性质近乎雷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开创者渐行渐远，后来者趋之若鹜，肇始于2004年的选秀活动，经过不过短短三两年的推进，其赢利模式与经营味道开始呈现新特征，选拔的意味逐渐淡化，商业操作的痕迹愈加明显，原本并不突出的问题日益公开化、扩大化，电视台、剧组、赞助商、运营商、SP、导演、演员，无不在新的时期经受新的考验。
是娱乐民主，还是资本躁动，是昙花一现的雕虫小技，还是细水长流的伟大创新？在日渐遭遇公信力质疑与观众审美疲劳的前提下，选秀的未来出路在哪里？
第一章 市井崛起与全民疯狂
2005年，湖南卫视与超女在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上取得的巨大成功，有效刺激了国内各路电视台的跟风冲动，截至目前，全国正在播出且涵盖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已达300个。同质的节目与同质的操作方法正在不同的电视台间轮番轰炸，年龄不一、背景各异的参赛选手磨刀霍霍，而其心理特征却非常值得考量，一夜暴富、一夜暴名的自我期待并非只见于少数。近日，随着国家广电总局相关批文的陆续下达以及央视《梦想中国》因停办引发的各种暗示与猜想，大家普遍认为，不论政府是否涉嫌权力滥用，整肃的步子确已正在加快。
池塘里扔进一块“超女”石
作为国内颇具知名度的唱片公司，太合麦田在2005年超女总决赛结束两个月后，也即当年10月，高调签下了该年度超女总冠军李宇春长达五年的唱片合约。2007年5月，太合麦田董事总经理宋柯在其公司总部对财经文摘记者直言，“这笔交易做得很划算”，并称李宇春是“天生的艺人、好苗子”，“湖南卫视通过大张旗鼓的选秀造势，为唱片公司有效缩短了艺人的市场培育周期，值得称道”。
宋柯认为，那些具备操作实力的电视台，不论其举办选秀活动的初衷何在，起码在正面效果上，确实为那些真正热爱歌唱、热爱表演的草根阶层提供了一个表达个性、宣泄情感与抵达成功的便捷通道，只是当下节目越来越多，主办方良莠不齐，由此带来的诸多负面效果越来越让人反感，但利弊权衡，“利”的成分还是要多一些。
湖南卫视在2005年体现出来的超高人气，迫使一直处于一家独大位置的央视颜面大跌，而缘起于央视经济频道一档名为“非常6+1”节目特别版的大型同类选秀活动——“梦想中国”亦试图全力打造自己的娱乐霸主地位。继2004年推出总冠军王思思、2005年推出总冠军吴文王景却均悄无声息化作“流星”后，2006年的梦想中国显然加大了宣传造势的力度，尺度颇有盖过超女的味道，而当年总冠军熊汝霖于决赛当晚更是创造了近120万票的短信支持，签约英皇的顺利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今后的娱乐星途奠定了相对稳固的基础。
已作过10年酒吧歌手的熊汝霖，在接受《财经文摘》记者专访时，并无矫情地坦承，当时正在美国念书，暑假回国完全是陪朋友报名玩玩，没想到这一玩就玩大了，朋友反倒在海选第一轮就被淘汰，而自己这一比就比了三个多月。“今年29岁，做明星那是我20岁时最想做的事情，对于现在的虚荣，我完全没有享受，相反，很痛苦。只是作为签约歌手，我必须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，比如穿什么衣服，说什么话，不然就被老板骂。”
作为闪耀夺冠的选秀歌手，熊汝霖认为自己对选秀的娱乐模式有过清晰的判断，从来没有指望胜出，“把选秀当成一次比赛，这才是最为正常的心态。选秀不过是一个活动，它不是投资，不是做生意，不是你投入就能有回报的，不成功就跳楼？完全不是那样。我觉得，量力而行比较好，权且玩一下可以，如果想靠这个一下子成名，那非要疯掉不可了”。
